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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若参照阶层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构成得按照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依次进行判断。

2003年11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关于如何理解宪法第四十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电信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的请示》，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请示中涉及的宪法和法律条款进行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回函同意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的理解，就是典型的宪法解释。以限娱令为代表的国家对文化市场的规制，应客观加以评价，不能简单以新闻媒体的经营自主权或公民的精神自由权加以否定。

从该表述所包涵的内容看更接近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1款[25]规定的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因此并不完全属于自由权的范围，而是同时具有社会权利的特征。对裁量权的行使是否正当的判断，需要从宪法条文的解释入手进行宪法判断。第22条与第47条在社会权利的面向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根据上文的系统分析，无论是具体发生在国家文化义务履行中的裁量空间过大问题，还是更为一般化的宪法条文之间的内在冲突和裁判说理的混乱，都将症结指向了极度不活跃的宪法解释现状。目前，在没有制定专门的宪法解释程序法之前，宪法解释可以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第三章议案的提出和审议的一般性规定进行。

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有时被解读为学术自由[23]，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有时被解读为艺术自由[24]。因此，制定专门的宪法解释程序法的需求日益明显。因此，许多人认为适用于日常状态的行政合法性原则在非常状态下会彻底失效，正所谓枪炮作响法无声（inter arma silent leges）、必要不识法律（necessity knows no law）。

[1]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指出效率原则是南斯拉夫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一。在一个行政主导的体制中，应当拥抱而非拒斥该原则。[65]包括1955年《传染病管理办法》、1978年《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和1989年《传染病防治法》。第三，行政应急性原则与比例原则。

首先，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6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县级以上政府应向本级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项工作报告。飞驰公司诉称小榄镇政府应采取的措施为加固措施，而非拆除，小榄镇政府辩称台风虽然可以预测，但是台风作为自然灾害，其强度和造成的影响瞬息万变，不能够对其破坏力做到事先预测，拆除措施符合客观事实状况。

行政应急性原则要求事前立法和事后审查过程中对法治价值和应急需要展开衡量，可引入比例原则辅助分析，但两者也存在显著区别：一方面，比例原则以合法性原则为边界，某行为只有合法，才能进一步分析是否合比例，违法行为无需再考虑是否合比例。[19]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然而，如前所言，作为中国行政法学罕见的原创性概念，行政应急性原则却早早被我国行政法学界弃置。在保权和控权之间寻求平衡，才能确定行政应急性原则为何适用。

[83]更何况行政应急性原则允许必要时的违法应急，法定权限和程序并非绝对不可突破。[12]此后，罗豪才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论著中采用行政应急性原则的措辞，但含义与龚祥瑞先生的理解无异。挪威2020年3月27日颁布的《新冠法案》（Corona Act）确定的生效期仅有一个月。因此，行政应急性原则可用来指引常态和非常态的行政管理运行的全过程。

一是事前立法，即现代社会情况复杂，不可避免地出现难以预料或不可抗拒的突发事件，因此，政府的行政管理除了遵守合法性原则，处理例常事务外，还要有例外性的规定作补充，适用应变性原则，来处理突发性事件[18]。[21]前注[19]，罗豪才主编书，第35页。

[15]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在中西方学界，德国法学家阿列克西的理论受到广泛认同。

但法院最终判决维持乡政府的决定，理由是：面对洪涝灾害，强制拆除行洪河道内的房屋是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必要，符合行政应急性原则。例如2016年9月27日，辽宁省灯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清障令，决定对张台子镇相关村屯河道管理范围内的林木、建筑物进行全面清除，限村民于10月10日前自行清除，逾期不清除的，由防汛指挥部组织强行清除。若无后者，那么行政应急性原则很难称得上是一项法律原则，因为豁免毫无底线的违法行为无疑是法治的反面。为防疫而加重的处罚措施应当与受处罚行为的情节轻重、危害大小相匹配，以免小过重罚。为避免非常状态与权力的常态化甚至永久化，有必要在应急立法和日常立法之间保持社交距离，[77]有限化、短期化前者的效力。马怀德：《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几点建议》，载《理论视野》2009年第4期。

但基于行政应急性原则，李某作为负责危树清理的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危树随时危及群众生命安全之际，不经审批果断清理，尽管有违相关法律规定，但完全可以通过事后审查给予追认，不应认定为违法。毫无限制的裁量是法治的敌人。

[2]2003年非典期间，曾有少数学者建议重拾该原则[3]，但鲜有积极回应，因为学界普遍认为其有悖法治，是不必要的、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4]。[85]其次，审查应急行为是否为应急所必需，即考察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合比例性。

其次，内容上，行政应急性原则要求应急立法不得无限授权，具体可体现为目标校正、底线设定和裁量限缩。[20]前注[8]，龚祥瑞、陈国尧文，第36页。

[11]可见，《英宪精义》以应变来形容行政机关为处理紧急事件而由议会授权取得较大威权，必要时亦可破坏法律并于事后获得议会赦免。[40]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26、128-131页。[42]前注[5]，赵颖文，第42页。[27]参见前注[2]，莫于川文，第123页。

其适用场景是法律规定本身的例外。[26]参见吴景岚：《紧急状态法与行政应急性原则》，载《台声新视角》2005年第3期，第67-68页。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2、63条，行政机关应总结应急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向上一级政府报告，上级行政机关也有权责令下级政府改正违法应急行为，并处分责任人员。新冠疫情爆发后，快速立法程序更是被广泛应用。

例如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49条规定：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为了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行政机关对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依法快速、从重处罚。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为例，作为正式法源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尽管数量已相当可观，但在实操中长期悬空，导致公众普遍法律无感，倒是对应急指挥部、街道乃至小区发布的无数红头文件感受最深[62]，凸显出应急立法备而无用的尴尬。

[75] 最后，关于效力，行政应急性原则要求应急立法包含时间期限，具体可体现为设置日落条款。由于该条是对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概括限制，缺乏明确的针对性，它的限制范围可以理解为包括不可克减的权利在内的所有基本权利。即便是日常法律，也往往包含应急条款。在此意义上，中西方的智慧若合符节：只有在行政应急性原则指导下，我国应急法治建设方能有效融合调适模式与例外法模式。

第二，底线设定，即给应急立法划出不可触碰的底线。这方面可借鉴1984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的锡拉库扎原则（Siracusa Principles），该原则为应急裁量划定了两条边界。

张某某随后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清除行为违反《行政强制法》第44条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之规定。[54]根据事前面向的行政应急性原则，立法可授权行政机关偏离这些程序要求来应急。

[30]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2002, p.47-48.中文介绍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作为理性的制度化》，雷磊编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被告辩称清除行为应适用《防洪法》第42、45条，因为给予被上诉人最长6个月的起诉期，防洪汛期到了，可能法律程序还未到诉讼时限，行政相对人还尚未启动诉讼程序，水火无情岂能等闲视之？二审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清除行为违法，理由是其并非发生在紧急防汛期内，应适用《行政强制法》的一般规定而非《防洪法》之特别规定。